王佐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

文/易立新 

王佐良

在人们的印象中，王佐良先生是英国文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因为他曾主持国家重点社科项目——浩浩五卷本的《英国文学史》，并著有《英国诗史》、《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英国散文的流变》、《莎士比亚绪论》等扛鼎之作。王先生还写成了大量有关英语语言研究、比较文学研究的论文、随笔，并有自己的诗歌创作。在翻译理论和实践方面，他同样成就卓著。应该说，他对翻译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曾说：“我是喜欢翻译的，有时候，当我写完了一篇所谓的‘研究’论文，我总是感到：与其论述一个外国作家，不如把他的作品翻译一点过来，也许对读者更有用。”由于在文学、语言学、哲学以及西方文化等方面造诣极深，所以，他从事翻译时，也就自然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王佐良最早的文学翻译活动始于西南联大任教时，授课之余将曹禺的代表作《雷雨》译成英文。尽管是刚刚涉足翻译领域，但已显示出在这方面不凡的才华。在这一时期，他还翻译过乔伊斯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遗憾的是，当时正处于战乱时期，译稿不幸随战火化为灰烬。王佐良一生译作以诗和散文为主。在散文方面，他译过培根的《随笔》中的部分篇章。虽然只译了少数几篇，但是篇篇精妙，堪称散文翻译的典范之作。另外，他还选译过英国散文家科贝特的《骑马乡行记》。科贝特的文章曾受到马克思的盛赞，王佐良十分喜爱。他的译文同原作一样质朴有力，散发着土地的芳香。当然，王佐良最为倾心的还是英国诗歌，所以英诗翻译很多，出版过《彭斯诗选》、《苏格兰诗选》、《英国诗文选译集》等。就诗人而论，译彭斯和苏格兰诗人麦克迪儿米德较多。这是他十分喜爱的两位诗人。其他诗人的作品，如雪莱、华兹华斯、布莱克、叶芝等等，由于写文学史时需要引用，也译了不少。除此之外，王佐良还从事过为数不少的非文学作品翻译：50年代初参加过《毛泽东选集》的英译，70年代末，参与主持编写工程浩大的《汉英词典》，其中涉及大量翻译工作。

翻译活动伴随了王佐良一生的文学研究生涯，他一边翻译，一边思考，不断总结自己的翻译经验，探索翻译理论。其理论论述主要收集在《翻译：思考与试笔》和《论新开端：文学与翻译研究集》中。王佐良的研究丰富了新时期的翻译理论。他最早从文体学角度和文化比较的角度论述翻译问题，为当时并不十分活跃的翻译理论研究带来了新气象。

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

关于翻译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在《翻译中的文化比较》一文中，他提出：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翻译所面对的是语言问题，但是如果一个译者不了解语言中的社会文化，那么他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他处理的是个别的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译者首先要深入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其次，还得了解外国文化，包括一国的历史、风俗习惯、经济基础、情感生活、哲学思想、科技成果等等。不仅如此，他还要不断把两种文化加以比较，因为译文与原文的对等词，应该是真正的对等，即在各自文化里的含义、作用、范围、感情色彩都相当。王佐良还研究过严复的翻译理论与实践，指出正是由于严复了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同时摸透了中国士大夫的心智气候，才投其所好，用典雅的古文来译《天演论》，以引起士大夫们的兴趣。因为译语与原语文化上的巨大差异，所以他不主张词对词的译法，甚至句对句的译法，而是要注意旬以上的单位，例如段落，乃至整篇文章。除了这些具有开拓性的理论外，关于翻译的其它问题，王佐良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主张。择其要点，列举如下：

一、该直译则直译，该意译则意译，任何成功的翻译都是直译与意译的结合。

二、译者只应该译与自己风格相近的作品。如果无所不译，必然导致劣译。

三、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

四、译者要不断锤炼自己的汉语，使之纯净而又锐利。

那么，王佐良又是如何在翻译中实践自己的主张的呢？我们不妨以他译的培根的名篇《谈读书》为例，略加赏析。

Studies serve for delight，for ornament，and for ability．Their chief use for delight is in privateness and retiring；for ornament，is in discourse；and for ability，is in the judgment and disposition of business．

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博采，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博采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

单看这译文，就是一段绝妙典雅的散文。略带古风而又明白畅达，遣词炼句无不恰到好处。撇开原文，专读译文，也是一种享受。时下的各种翻译，有几人能达到如此境界？然而译文并不是脱离原著而任意发挥。恰恰相反，译文与原文堪称水乳交融，珠联璧合，无一处不贴切。用“怡情”译“delight”，用“博采”译“ornament”，用“长才”译“ability”，这些都不是简单的直译，而是深刻领会原作后加以变通，在汉语中找出最恰当的字眼。同样，用“独处幽居”、“高谈阔论”、“处世判事”分别对应“privateness and retiring”、“discourse”、“the judgment and disposition of business”，虽然不是字字对应，但无不恰到好处。在句式安排上，用“其怡情也，最见于······之时；其博采也，最见于······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之际”三个排比句与原文相呼应，恰如其分地再现了原作的论辩气势。培根是17世纪的哲学家和散文家，相对于现代英语而言他的英文当然比较古雅，因而王佐良的译文用的是浅近的文言，二者相得益彰。培根的文笔简练，然而力透纸背，不论以小喻大或以大喻小，都能鞭辟入里。文中警句叠出，俯拾皆是。这样的文章要在汉语中再现其神韵，谈何容易，然而王佐良做到了。“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译文精练之至，不同样成了家喻户晓的名言了吗？其实这样的警句在译文中比比皆是，好像译者信手拈来：“读书费时过多易惰，文采藻饰太盛则矫，全凭条文断事乃学究故态”，“读书使人充实，讨论使人机智，笔记使人准确”。可谓真正做到了“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

当然，王佐良更喜欢诗歌，所以诗歌翻译更多。他对罗伯特·彭斯和休·麦克迪儿米德似乎格外偏爱。二位诗人，一位生活在早期浪漫主义的18世纪，一位则为20世纪的现代诗人。不过二人共同之处却不少：都生于苏格兰，都用苏格兰方言写诗。更重要的是，二人在语言的运用上既纯朴又新鲜，极具感染力。这正是王佐良所欣赏和追求的风格——新鲜而又锐利。这里也体现了他的翻译准则：要选择与自己风格相近的作品来译。再以彭斯的名诗《我的爱人象朵红红的玫瑰》(My Love Is Like a Red，Red Rose)为例，看一看王佐良译诗的特点。

O，my love is like a red，red rose，

That's newly sprung in June．

O，my love is like the melodie，

That’s sweetly play'd in tune.

As fair art thou，my bonie lass，

So deep in love am I，

And I will love thee still，my dear，

Till a’the seas gang dry．

呵，我的爱人象朵红红的玫瑰，六月里迎风初开；

呵，我的爱人象支甜甜的曲子，奏得合拍又和谐。

我的好姑娘，多么美丽的人儿！

请看我，多么深挚的爱情！

亲爱的，我永远爱你，

纵使大海干涸水流尽。

译诗没有采取通常的以顿代步的方法，但是大体上保持字数与原诗相当，形式上力求接近。彭斯的诗富于音乐性，所以译诗保留脚韵。这首诗是根据苏格兰民歌改编而成，故诗中多苏格兰方言，译诗也用民歌的调子，十分通俗，多用叠词如“红红”、“甜甜”，同样民歌化。原诗语言清新、自然、明白如话，译诗也同样清澈、流畅、毫无华丽雕饰之感。王佐良认为形象是诗歌语言里最重要的成分，这是诗人最为看重的，所以译诗必须高度忠实，即不要破坏原诗中的形象。然而由于译语与原语在不同文化中可能存在巨大差异，所以仅仅字面上的忠实不一定能保留住原诗的形象。例如这首诗中的形象——海水枯竭，岩石熔化——在原诗里，在西方的文化环境里，是新鲜的，具有表现力的。如果不假思索地译成“海枯石烂不变心”，那就俗了，因为“海枯石烂”这一成语在汉语和中国文化里已不新鲜，已是陈词滥调。所以王佐良不用这一成语，直接译成“大海干涸水流尽”，反而能保持原诗的形象。

王佐良一贯主张注重形似的同时，更注重全诗的整体效果，即作品的意境、气氛。如果某些形似的细节不足以促成总的效果，那么可以根据语言特点加以变通，以保持全诗整体上的神似。这首诗中另外两行中就有变通：

And I will love thee still，my dear，

While the sands O‘life shall run.

亲爱的，我永远爱你，只要我一息犹存。

在英语里，“the sands O’life”就是成语。“sands”指过去计时的沙漏，这里引申为“时间”，这在彭斯使用时已不新鲜，而汉文化里没有沙漏计时的对应说法，所以译诗里并没有出现这一已失去新鲜感的形象。在王佐良看来，一首诗，一部作品经过翻译，固然与原作有血缘关系，但实际上脱离了母体，获得了自己的生命，成了一个独立的实体。文学翻译的创造性，也正体现在这里。

王佐良先生虽然逝世了，但无论在英国文学研究，还是在翻译理论与实践等方面，都给我们留下丰富的遗产，值得我们去欣赏和研究。王佐良先生一生从事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他诲人不倦的育人精神和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也将永远是后来人的楷模。